2023-01-19 12:56:51 来源 : 学术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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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 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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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国家的金融治国方略：亚洲与拉丁美洲的盾牌与利剑》一书探讨的是中国、巴西、印度、委内瑞拉等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在21世纪初以来因经济和金融实力增强，从而成为国际经济体系更具影响力的一员，并以此作为积极对外政策工具的基础，由此对其金融治国方略进行概括。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及之后的欧债危机得以平息，都离不开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积极协同。饶是如此，欧美国家仍有很多人指责新兴国家影响了旧有的经济秩序——这里需要区分的是，一些人认为新兴国家危及了旧有秩序，所以正是经济冲击的制造者；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新兴国家是旧有秩序的受益者，所以会挑战西方国家的既有霸权。
《新兴国家的金融治国方略：亚洲与拉丁美洲的盾牌与利剑》这本书的结论是，不在少数的新兴国家在经济和金融实力增强的情况下，推行防御性的金融治国方略措施，通常很少冒进地推进扩张性政策。这本书认为，这些金融治国方略措施从储备货币的货币领域，扩展到了资本管制，还以主权基金的方式在更大范围发挥影响力，但是在改变全球治理议程方面的影响是有限的，新兴国家希望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获得改革，却并不致力于推倒重来。
通过对二战后不同历史时期，新兴国家的金融治国方略进行梳理分析，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就在于金融治国方略的实施可能，无论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都与国家实力有关。而防御性金融治国方略，包括可能对本国金融信誉构成重创的选项，比如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实施过的债务违约、将外资国有化，也包括争议相对较少的选项，如东亚国家普遍实施的外汇储备多元化，区域货币互换协定等。
同样，进攻性方略可以是温和的，比如东亚国家推动本国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鼓励与邻国建立本币贸易结算，以区域金融合作规训邻国；但也有容易引发与美欧争端的选项，比如争取将特别提款权作为储备货币，推动全球破产立法，还有就是以信贷或援助增强对邻国的控制。
正如《新兴国家的金融治国方略：亚洲与拉丁美洲的盾牌与利剑》书中所谈到的那样，新兴市场国家通过积累外汇储备，扩大了金融安全和国际影响力，但这又不可避免增强了本国金融资源的安全性和脆弱性。这种情况下，新兴市场国家比西方国家更可能受到国际经济冲击的影响，当然，两者阵营中的成员都会发现，而今的国际经济冲击的影响之大都是空前的，因而彼此虽然保持猜疑，却依旧必须保持基本程度的合作。
这本书开篇就谈到，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以后就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其目的是让金融体系变得更安全稳定，同时建设繁荣的经济。但这项目标并没能真正实现，也因此促成了21世纪前十年里，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国迎来了左翼政府，放弃了之前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相对意义上减轻了对国际金融机构的依赖。两国甚至非常激烈地批判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各自发起了以多元货币来结算与合作伙伴贸易，强化区域经济和金融合作的努力。
巴西和印度可以归于一类国家，即经济体量相当，是所在地区的大国，金融体系相对发达，但相对于欧美国家有着明显的制度壁垒，介乎于经济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两个国家并未表现出如东亚国家那样在金融领域的宏图大志（即增强本国货币的国际地位）。更有趣的是，西方国家的媒体和金融机构经常将印度与巴西列为发展模式和潜力大大优于东亚国家的首选，虽然印度和巴西所采取的资本管制措施要明显严于东亚国家。
东南亚国家都曾推行西方国家所称的货币重商主义，但因为意识到积累大量金融储备的代价、风险和脆弱性，所以力图通过金融治国方略的其他备选项来平衡风险，比如建立主权基金积极从事对外投资，增强区域内金融合作，相对较大、较强的国家实施对邻国的金融援助和控制。但正如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上述举措最大的成果就是增强了金融收益，却根本不可能增强安全性。
另一方面，东南亚国家在形成东盟后的团结协作局面，甚至比欧盟更良好。但东盟也不得不在中日以及美国等大国的金融政策、金融框架之间保持尴尬的平衡。中日两国在亚洲尤其是东亚、东南亚区域金融合作上共同努力，正在为东盟区域内的金融政策建设、金融体系发育提供基石。
